善良法轮功学员遭冤狱　亲人悲苦

【圆明网】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在中国传出，上亿人信仰真善忍，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家庭和睦。然而，中共近十七年对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黑龙江省是重灾区之一，很多家庭拆散，一人被非法关押、冤狱，家中丈夫或妻子不仅承受的社会的压力，也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徐玉山遭迫害，无援妻子至今疯癫女

黑龙江省双城市的徐玉山，二零零六年六月末外出时，因带几个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光碟，在佳木斯火车站被恶警劫持，恶警王凤军将其非法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后转到绥化劳教所，酷刑迫害。

恶警把徐玉山双臂倒背吊在二层铺的护栏上，脚离地，然后点着香烟，塞到他的鼻孔内，一支接着一支的续，把徐玉山的鼻孔烧起很高，烟灌进肺里，恶徒们说：“就是要把你整成肺结核、肺癌。”还找来最辣的辣椒往他的眼睛、耳朵、肛门、小便上不断的涂抹；残忍的用烟头烫脚趾盖和手指盖；恶徒们还用两层塑料袋将徐玉山的头套住，往塑料袋里灌烟，徐玉山人要不行了，去掉塑料袋，让他喘喘气，接着再来，反复折磨，每天六小时酷刑。

在这期间，徐玉山被开除公职，妻子面对丈夫的被折磨无处求援，又来自经济上的打击，精神上的压力，无以负重，终于导致她精神崩溃，把黑塑料袋套在头上，露出眼睛和嘴，到处乱走乱唱。

徐玉山在劳教所被迫害一年多，已瘦的不成样子，于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回到家中，面对即将无炊烟的家庭和精神失常的妻子，工作被开除，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如何维持生活？拿什么给妻子治病？因此直到现在妻子还是疯疯癫癫，这都是江泽民和邪党给法轮功修炼人及家属带来的灾难。

孟宪君遭迫害 父母二老担惊受怕

孟宪君三次被非法抓捕，多次被无理罚款，总共有三万多元人民币，给他家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境。父母年迈，生活经济条件下降，二老自己体弱，还要担心儿子孟宪君因反迫害几次绝食造成的身体体弱的状况。老人心力交瘁，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晚上经常做恶梦，一声电话铃声都会把他们吓得心惊肉跳。如果在哪里发现停有警车，那更是不知所措，赶紧看儿子在没在家。

当孟宪君在家的时候，父母总是紧跟着，深怕什么时候又被恶人带走了。那一阵子，以至后来几年中，孟宪君一家人真的生活在恐怖之中，那种巨大的被迫害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与父母双亲，觉的活着真累，做好人怎么这么难？

孙桂杰遭绑架迫害 丈夫孝亚林屡次被村干部剥夺土地

孝亚林，双城市原对面城乡长丰村村民，法轮功学员孙桂杰的丈夫。二零零零年四月十日十点多钟，原红光公社田春来、孙继华、派出所所长范东君领着派出所李志成、刘星波等一些人，把孙桂杰绑架到红光公社种子站，当时正是春天大忙种地的时节，孝亚林一人又忙又累。他们的女儿孝占欢才四岁多，因想妈妈想出了病，发烧四十多度，孝亚林找公社书记田春来，向他要孩子妈妈，田春来让孝亚林把土地证交给他做抵押，他才把孩子的妈妈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五月份，孙桂杰又進京上访证实大法，到了北京，遭绑架，被韩甸派出所于占军劫持到双城看守所，关押十七天，双城看守所勒索六百七十元。家里大队书记刘成江要丈夫孝亚林拿二千元钱，说是路费，孝亚林没有钱，刘成江就把孝亚林与孩子的六亩口粮田青苗给没收了，另外两年不让种地。

二零零零年七月份，孙桂杰第二次進京上访，被村干部刘成海和刘大勇劫持到双城看守所，关押了三个多月，被双城金婉智勒索一千二百元，才把人放回。大队书记刘成江让孝亚林拿二千元钱，孝亚林没有钱，他就六年不让种地，只给孝亚林留了二亩半地，领着孩子过着痛苦的生活，生活出现了无奈的时候，只好将房子卖掉。

孙桂杰女儿孝占新诉述艰难度日

二零零零年春天，对面城乡派出所孙继华、田春来等人晚上闯入我家，把妈妈孙桂杰绑架。那年我才十岁，妹妹才五岁，爸爸每天忙着种地，没有时间做家务，我只好自己洗衣服、打水、浇园子。

由于我什么也不会做，边干边哭，想妈妈在家，我不会遭这个罪的。因为太饿了，只好自己做饭，第一次做饭真难，我把饭煮的说饭不是饭，说粥不是粥，我边吃边哭，心想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早上上学的时候，来到学校，也不知道这消息咋传的这么快，同学、老师、校长都问我你妈妈让派出所抓走了？我听着心里特别难过，上课也不能专心听讲。同学下课后骂师父，还说一些很刺激的话，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从那时候起，我和同学的友谊就破碎了，没有人和我玩。我有不会的数学题想问谁，谁都不告诉我，问老师，老师厉声说：“你做下一道题，一会儿我讲的时候，你注意听。”可是别的同学们问，老师就热心的讲解，我看着心里真不是滋味。

从学校回到家里，写完作业就干活，因为妈妈不在家，我不会打扫屋子，屋子里乱七八糟，双休日的时候也要干活，因为爸爸要给我挣钱，供我上学，所以爸爸的心情也不好受，一天也不笑一回。

浇园子得压水，我没干过活，压水时，井把还把嘴给打了，打的嘴肿起来，嘴唇上下翻着，淌着血。上学时，同学、老师都笑我，我都不敢上学。心里想着那帮人真坏，不把妈妈抓走，我能这个样子吗？我哭了，我都没上课，就回家了。嘴唇刚好，就又被井把子打了，又打的上下翻着，一共打了三次，不知淌出多少血，最后结了个大肉疙瘩，到现在还有。

校长还三番五次的来找我，或是让我上办公室，校长就用手敲打着桌子说：“你回家知道跟你爸妈说什么吗？”我说：“不知道。”校长说：“回家告诉你妈别炼了。”还说，你炼不炼？你要是炼的话，我就……校长没说完，我就回班上课了。

放学回家，我就看着小妹，小妹哭着找妈妈，我也跟小妹一块哭，边哭边哄小妹，我们俩哭成一团。

从早上睁开眼睛，心里就想快黑天吧，等天黑了，就想快亮天吧，就盼妈妈快回家。妈妈在家时，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可我也不能总穿一件衣服呀，换下来自己洗，边洗边哭，心想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不会洗衣服，把衣服搭在衣杆上，等干了，那衣服上“大河圈子”，“小河圈子”，别人看了有的说象中国地图，有的说象外国地图，还有的说象尿了，我再没敢穿着上学。

妈妈经常被绑架，有一次过小年的那天晚上，一大帮人闯入我家，因为人太多，我还没看清，他们就把妈妈抓走了。别人家都在准备过年用的东西，而我家什么也没买，以前过年妈妈在家的时候，瓜籽炒好了，糖块也买回来了，一家人吃饺子，可今年妈妈没在家，冷冷清清的，别提多难受了，我和妹妹就抱着爸爸开始哭。

妈妈被关在红光乡政府，正月了，让见家人了，爸爸把我和小妹送到妈妈身边，看见妈妈，就开始抱着妈妈哭，那个场景别提了，屋里那么多人都流泪了，妈妈还给我抓头发上的虱子。我躺在妈妈的腿上虽说是哭，但这次流的泪水不像上几次流的是伤心的泪，而这次的眼泪是幸福快乐的。

后来妈妈放回来了，因为我家被邪党勒索的钱太多，所以有不少外债，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了，才不得不把一座三间大铁皮的砖房卖掉，买了一个小土房将就着住。刘成江因为我妈上北京，还把我和小妹及妈妈的六亩口粮田给抽回去了，连续六年没有地种，就剩下二亩半地，一年就靠爸爸打打工，做点小买卖来维持生活。

可是时间不由人，转眼我上初中了，因家里没钱交学费，爸爸赶着毛驴车收废品，供我上学，我一看，太辛苦了，我想别念了，这样爸爸会减轻很多压力，于是我就不念了，在家里呆着。虽说穷，这么多年我家也没有拿别人家一个玉米棒子，也没抱人家一捆柴禾，我妈常告诉我：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

董连太被迫害离世 孀妻孤女的悲惨

董连太是原双城市单城乡正九村村民，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被何伟构陷举报经双城公安局送长林子劳教所，被多次拳打脚踢、坐老虎凳、灌芥末面、灌盐水、灌食等酷刑折磨，在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九日被迫害离世。

董连太走了，扔下孀妻孤女，除了遭到恶人何伟的刁难之外，更让人心酸的是娘俩如何活下去？因夫妻俩多次遭到邪党恶徒的抄家、关押，那本不富裕的家已是手无分文、锅里无粥的境况了，剩下的只有外债和那矮矮的小草屋，冬天不挡寒，夏天不遮雨，歪斜的立在用柳条子围成的院落里，大风、暴雨都能使它坍塌。

妻子想抹抹房子，坚固一下，免得倒塌。和泥和不动，只好用脚踹，弄的满腿满身都是泥，抹墙不会使泥抹子，就用手往上抹，累的怎样就不用说了，男人的活女人干，难度可想而知，可那凄苦酸痛的心是难以想象和用语言描述的。

一次，春天刮风，房上的草让风刮的直往起掀。在情急下，怕的是风吹草飞，以后的日子会更惨，只有硬着头皮上房了，此时从不敢上高的妻子，不知怎么搬的梯子、不知怎么上的房。上得房来傻眼了，下面连个递砖头的人都没有。妻子无奈，一个人趴在房脊坡下，一个“大”字展开，想要护住被风刮走的房草。她一个人在房上任风吹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被邻居看见，帮了她的忙，等人下来时，只见她已哭成个泪人，身体颤抖着。

董连太家的地是稻田地，一个女人家插秧、割稻，地里的活宗宗样样怎么能干的过来呢？再说庄稼活也不全懂，没办法，只好换工。有一次，在地里干活，由于没吃饭，地里的水又凉，她昏迷在稻田的水泊里，弄的满身是水，东北的天别看插秧了，也是有些凉，连饿带凉，人浑身打哆嗦，那本来瘦小的身子让人看了又心酸、又可怜。

种稻田需要人工放水，她家的田有一节地难放水，需在夜晚水蓄多时，才能放進去，有一次，她独自一人，半夜里踩着高低不平的庄稼地，走在漆黑的旷野中，孤身往返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此时此境那是何等的凄凉悲苦，该是怎样的思亲人、念亲人。怎能不让人体会到那无声的泪水，默默的吞咽在嘴里，流淌在腮边那颗凄苦的心。

董连太的女儿小名叫欢欢，父亲没了，她欢不起来了。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因法轮功被诬陷進京上访申冤，被邪党非法关在监狱里，七岁的她只能跟八十岁的奶奶在一起，冬天屋子冷，冻的水缸上冰，满墙是霜，小欢欢手背冻的象馒头，两只小手不好使，拿个暖瓶都拿不了，吃饭是有上顿没下顿，不管怎么苦，有奶奶在，还有个亲人，可是，在二零零零年，由于奶奶想念儿子，牵挂儿媳，生活又无着落，在那终日想儿、盼儿无限的痛苦中煎熬不住了，离开了人世，小欢欢无依无靠成了孤儿，大娘可怜她领回了自己家。

她骨瘦如柴，一次在学校台阶蹲着，一阵大风吹过来，刮的她滚到台阶下，引来同学们的一阵哄笑。由于邪党恶人多次无理抄她的家，给小小年纪的她，以及受蒙骗孩子们的心灵蒙上了一种无形的阴影，同学们从不和她在一起玩，她自己也很自卑。她目睹了警察破门而入的疯狂，目睹了恶人的施暴，亲历了那寒冬的冷酷，亲历了奶奶逝去的悲痛，亲历了父母不在身边的孤独，使她过早的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笑脸，现在父亲又离她而去，使她十五岁的年龄，就和妈妈承担起了她不该承担的精神压力，扛起了她不该扛的家庭重荷，这就是元凶江泽民、共产邪党对这些幼小心灵的伤害与摧残。

高淑琴被非法关押 一家人悲苦

五家镇教师高淑琴因修炼法轮功，三次被非法关押，第二次从双城第二看守所出来，直接被送進五家镇政府办的洗脑班。洗脑班的房子是个空屋子，寒冷的冬季，房子潮湿冰冷，窗户被胶合板钉上了，室内阴暗，潮湿的板床上挤满十五个人。不长时间，高淑琴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都长了疥疮。痛苦憔悴的妈妈天天来看高淑琴。第一次来时，老妈妈给高淑琴跪下了，哀求她不要炼了，赶快回家。高淑琴把妈妈扶起来，告诉她放心，我会回家的，不要哭了，好好照顾自己。

自那以后老妈妈天天来看高淑琴，每次都拿些好吃的，还要和高淑琴说些家中往事。高淑琴明白妈妈和她唠家常的心理是担心女儿心里惆怅，天下的父母都盼儿女平安幸福，所以才有“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妈妈还说：“你在这呆着，我每夜都睡不着，苦苦熬着等你回家。”老妈妈每次都是哭着离开，承受了太多的煎熬。

何止老妈妈一个人，家里其他人也承受了同样的痛苦。从高淑琴去北京证实法到被非法押回来，弟弟为了不让她被关進看守所，整天的忙着找人，托关系，跑东跑西忙了三天，也没有把姐姐要回来。高淑琴被关進看守所的当天晚上，弟弟躺在沙发上痛苦的哽咽，和老妈妈悲泣了一夜。

高淑琴的丈夫在这期间，既要忙着照顾老人和小孩还要忙着找人往外要妻子。天天忙里忙外，跑前跑后，有时饭都忘了吃。最主要的是心理的煎熬，妻子是好人却被关進了看守所，能承受的了吗？心里的无助伴随痛苦的煎熬，整夜的期盼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高淑琴回来后，丈夫对她说：“在你被关進看守所的前两天，咱女儿把自己反锁在房内，不让任何人進屋，一整天不吃也不喝，就这么闷在房内，不时的低声饮泣。我怕姑娘哭坏了身子，只好在门外慢慢的劝导她。整整等了一整天姑娘才打开了房门，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就是难受，就是想哭。”这种压力何止高淑琴一家人，在中共那样无理的迫害中，每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家人都承受了无望的压力和痛苦。

赵海军仍被非法关押 女儿自诉流浪生活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轮功被迫害，我们家就经常会来一些警察，时常骚扰。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份，爸妈为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带着我们姐妹两个去了北京，连家都没有回，就被送到双城看守所，后来转到单城敬老院洗脑班。

当时我只有三岁，还什么都不懂，不知道爸妈哪去了，回家的只有我和十一岁的姐姐，家里还剩下一个已经七十岁、路都走不好的爷爷。没有人照顾我们，我只能去姑姑家住。马上就要过年了，家里没有钱，我姐只能扶着爷爷在大冬天挨家要以前农户欠的种地钱过年。当时很多人看到这一小一老，眼泪都下来了。

二零零一年年初，我的几个姑姑全都被抓進了洗脑班，因为我爸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第二次去北京讨公道，我妈被关進万家劳教所，我爸被关進北京团河劳教所，当时我才四岁，年纪太小，没人照顾，就在姑姑家，姑姑们一起被送進洗脑班，我也被关進了洗脑班。在洗脑班里呆了半个多月，每天都能听到、看到那些派出所的警察们和社会上的人喝醉酒之后对这些大法弟子又打又骂，吓的我一直躲在姑姑的怀里，不敢看，天天吓得一直哭，还找不到爸妈，这些场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半个多月后，我被送回了家，开始了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的流浪生活。家里当时只有上小学的姐姐，还有年迈的爷爷，我只能每天跟着姐姐一起上学，坐在姐姐的旁边，想着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家。后来没办法上了幼儿园。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不敢和别人说话，不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每天都是我姐送我上幼儿班，之后我等我姐放学一起回家，总是蹲在角落里想着爸爸妈妈，不明白爸爸妈妈都是好人为什么会被抓走。

二零零一年年末，爸妈才回来。当时看到爸妈回家的时候感觉很陌生。记得当时爸爸先回来的，回来那天，说家里太脏太乱了，就打扫卫生，我和姐姐站在后面也不说话，也不叫人，其实是不知道说什么，总觉得不是真的。妈妈回来的时候，身上长了很多疮，有的都烂的很深，看着很吓人。这一年的时间里，因为我姐俩到处流浪着住，已经没有了家的感觉。

从那以后，我心里就留下了阴影，总是很担心、很害怕，不知道哪天爸妈又不见了，看到警车，警察局都绕着走，听见警车的声音都担心是不是来我家的。每次爸妈出门时间长，就会担心是不是不回来了，甚至是十几年后，在外地上学，打电话没有人接，心里都扑扑跳，怕爸妈再出什么事……

然而这样的担心真的出现了，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晚上六点左右，当时我爸妈正在家里种地，听我邻居姐说当时有两辆警车分别在我家的前门和后门，我爸妈种地刚刚進门，有三个便服和一个着警察制服人从隔壁邻居家偷偷潜入我家，当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证明，就把我爸强行绑架带走，我姐在派出所哭着说不知道找谁能帮忙见到我爸，所长说去找个律师，只有律师能够见到人。

五月十九日，我和我姐一起去找律师寻求帮助，让律师帮忙去问一下父亲的情况，但是走了很多家律师事务所，都不接收法轮功被迫害的案件，说上面有规定不能接，不能管。尽管有同情的也只是同情同情，我姐拿着“全村人公认我爸爸是好人”的签名，律师们都不敢接案子。我们心急如焚，有冤无处申。在好人的帮助下，请到了北京律师，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法院开庭了，可是法院胡业林、检察院宋春婷不根据法律法规说话，为达迫害目地，法院、检察院再次串通当地派出所骚扰参加庭审的民众，打算没收她们的书刊来填充迫害爸爸的证据。法律人员竟敢开法律的玩笑，拿另一人的东西充当另一人的证据，手段毒辣，也是天下最大的笑柄。这就是当今的所谓法律，我啼笑皆非，只是心在淌血。

这条救父之路还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老天是公平的，恶者定会自毙，光明大显的日子不会太久，望天下所有善良的人回归良知善念，走向美好未来。